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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伦放弃淮南之后，王昶在荆州的处境就变得更为地艰难了，已经抵达淮南的并州军，随时都有可能挥师西进，司马伦的十万大军尚且抵挡不住，拥兵五万的王昶想要守住荆州，难度是何其之大。
坦白来讲，王昶也认为司马伦目前采用的手段是正确的，与其在和并州军的较量之中全军覆没，到不如撤军回洛阳，这样便可以将各地零散的兵马集结在一处，可以大大加强洛阳的防卫，对司马师守住洛阳是有极大好处的。
但王昶不是司马伦，他没有司马伦的身份和地位，也没有司马伦的胆量和魄力，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说起来好说，做起来就难了，上位者的心思，往往是最难猜测的，如果你的所做所为，符合上位者的心意，那不管成败，都会受到称赞，反过来说，即使你做得很对，但并不符合上位者的心意，那你注定是要倒楣的。
虽然说在战场上，领军主将的临机权变审时度势，但实则没有多少上位者会喜欢擅自行事违背军令的人，因为这样的人往往是桀骜不驯难以驾驭的，那怕你就是做得正确无比，但在上位者的潜意识之中，你就成为了一个极其危险的人，而往往他认为危险的人，会不择手段地去除掉，将危险消除在萌芽的状态才是最安全的。
所以王昶权衡再三，最终还是没有听从司马伦的建议，而是选择向司马师上书，在没有得到司马师的命令之前，他是绝对不会离开荆州半步的。
王昶目送着信使离去，转头望向了淮南方向，此刻前方大地，一片苍茫，一片寂静，但王昶不知道这片寂静还能保持多久，但愿一切都来得及吧？
但事实上，王昶还是低估了并州军行进的速度，仅仅只过了三四天的时间，并州军的骑兵部队就呼啸而来，一举攻占了平春，并向着新野、襄阳一带迫近，一时之间，战火弥漫了整个的荆州，形势陡然之间变得严峻起来。
王昶虽然对局势忧心冲冲，但是没有接到司马师的命令之前，他是无论如何也不敢效仿司马伦，主动地撤退的，所以王昶只能是调集兵马，加强了新野的防御，准备做坚守的打算。
原本荆州的州治在襄阳，但是襄阳处于和吴国的边界处，随时都可能会受到袭击，所以魏国将荆州的州治迁往了新野，尽管此前的新野只不过是一座小县城，东汉末年群雄割据的时候，刘备还曾屯兵于此，当时的规模很小，曹操大军一到，刘备便望风而逃了。
如今新野从一个小县城跃升到了州治的地位，城池的规模徒然增加了很多倍，变得高大雄伟了许多，王昶将大部分的兵力都集中到了新野来，严阵以待。
不过王昶此刻就算是想要逃跑，已经来不及了，并州军的骁骑营已经抵达了湖阳，距离新野是近在咫尺，以骁骑营的速度，就算是王昶带兵逃出了新野，恐怕走没有多远，就会被骁骑营给追上，很可能会遭到全军覆灭，所以与其在野战中没有半点机会，倒不如凭借着新野坚固的城池拼一下。
不过能不能拼得过去，王昶却心中一点底也没有，由于并州军拥有强力的投石车，司马军在这方面已经是吃了很多次的亏，冀州的州城信都、青州的州城临淄，都是在重兵防守的情况下，被并州军的投石车攻破了城防，最终导致城池的陷落。
难道说新野将会“有幸”成为受到投石车攻击的第三座州城吗？王昶的心里是忐忑不安的，因为他也知道，荆州将等不来援兵了，他只能率领这么一点残余的兵力来镇守新野，至于能撑到何时，王昶可是一点底气也没有。
在失守的几座州城之中，任何一座的防御力都要比新野强上许多，但饶是如此，并州军每到一地，攻城的时间被压缩的很短，司马军城池的沦陷，也不过是几天的时间而已，新野想要坚守更长的时间，仿佛是一件难以办到的事情。
就算是能再多坚守几天，也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了，毕竟王昶等不来援军，再多的坚守也只是无用功而已，按照朝廷的规定，守城百日援兵未至而降者，才会不被追究责任，可在并州军的强大威慑之下，守城百日，谈何容易？
也许一瞬间，王昶有那么一丝的后悔，如果当时他痛下决心跟着司马伦走的话，或许现在已经快抵达洛阳了吧，可正是因为他的犹豫和迟疑，已经把最好的撤军时机白白给浪费掉了，现在就算是想走，也未必能走得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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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州军自渡淮以后，一路如入无人之境，其实也确实是无人之境，司马伦撤离时几乎带走了所有的兵马，淮南的这些城池，对于并州军来说，完全是不设防的。
先前曹亮还担心吴国会趁着淮南易主的时机，出兵来捞一把呢，毕竟有便宜不占，绝不是吴人的一贯作风。不过这次好象是恰恰相反，吴国那边居然对淮南的变故视而不见，直到并州军顺利地接收了淮南诸城，他们也没有派出一兵一卒。
事实上，并非是吴人心慈手软，也并非是他们讯息闭塞，没有得到淮南的消息，而是吴国朝廷上下，正在经历新的一轮腥风血雨，现在的吴人，自顾还不暇呢，如何有余力去分淮南这一杯羹。
自从孙权死后，吴国就如同缺了主心骨一样，内乱频频，首先是丞相诸葛恪被孙峻所杀，一大波的人掉了脑袋，接着孙峻死后，孙綝上位，又连杀了吕据、滕胤、华融等人，又是一大波的人脑袋哗哗地落了地，整个的吴国，陷入到了血色恐怖之中，人人自危，势如水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