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兖州丰符人姜潜（字至之），也是苏轼的朋友，王安石强推青苗法前，小姜在陈留当过知县。
有一次姜潜与苏轼在一起交游饮宴，姜潜先举一酒令说，座中人都要各自说出一味中药名。说完，手指苏轼道，先生的名字就是中药名。
众问其故。
姜潜道：子苏（紫苏）。
苏轼不假思索地回道：先生的名字亦是药名。而且不是半夏，就是厚朴。
众人又问其故。
苏轼解释道：君若不是半夏、厚朴，为何会叫“姜至之”？
众所周知，这里的“紫苏”、“半夏”、“厚朴”都是中华国医中的中草药名。紫苏，别名桂荏、白苏、赤苏等，为唇形科一年生草本植物。紫苏叶能散表寒，发汗力较强，用于风寒表症，见恶寒、发热、无汗等症，常配生姜同用。如表症兼有气滞，有可与香附、陈皮等同用，行气宽中紫苏叶用于脾胃气滞、胸闷、呕恶。
半夏，又名地文、守田等，属天南星目、天南星科、半夏属药用植物植物。具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生用消疖肿作用。炮制时需取干净半夏，大小分开，用水浸泡至内无干心时，另取生姜切片煎汤，加白矾与半夏共煮透，取出，晾至半干，切薄片，干燥。
厚朴，植物学范围内别名紫朴、紫油朴、 温朴等，为木兰科、木兰属植物。中药材中专指该植物的干燥干皮、根皮及枝皮。四至六月剥取根皮及枝皮直接阴干，干皮置沸水中微煮后堆置阴湿处，“发汗”至内表面皮紫褐色或棕褐色时，蒸软取出，卷成筒状，干燥。切丝，姜制用。对食积气滞、腹胀便秘、湿阻中焦等疾病有治疗作用。
总的说来，半夏与厚朴这两味药使用前都需要用姜来炮制，也即“姜制之”，谐音“姜至之”。因此，若没有像苏轼这样的扎实的中医药知识，恐怕这种酒令就难以应答。
熙宁三年（1070）春节过后的大年初九，朝廷的诏命下达：苏辙被任命为省试点检试卷官。
省试点检试卷官，是一官职名，为宋代科举考试中专设之官。景德四年(1007)礼部试，始设点检进士程文官和考校诸科程文官。天禧三年(1019)，改称点检试卷官，从馆职、学官中选派。其后，各级考试均委任点检试卷官，按课题不同，分别考校举人试卷，批定分数，初定等第进呈。在知举官决定合格与否及等第后，再查试卷中有无杂犯事项。
说到底，是跟考试有关的职务，类似于今天教育系统的工作。
就在苏辙忙着新职务的交接手续之时，苏轼正在观赏内教博士（掌教习宫人书算众艺）长安雷氏所藏的吴道子真迹《天龙八部》图卷，并在图卷上做了跋文。
苏轼认为，吴道子的鬼神人物能画出面目的新意，极尽手足的姿态，尤其精妙的是旁现侧出之处的曲折长短，细微处甚至不差一根毫毛，除“画圣”二字之外很难找出别的词语能与吴道子的名字相称了。
苏轼还认为，前人都说画狗马比画鬼神难这种说法不正确，因为鬼神人们虽然并没见过，但他们的姿态动作，都必须用真人来考察，这一点上无法骗人。画的难易在于画的精妙和拙劣，不在画的对象。甚至精妙与拙劣之中，又有格调的差别，画画得再精妙但格调卑下，仍不免为凡庸之作。
正月二十六，知河南府、观文殿学士、户部尚书张方平出任陈州（治所在今河南淮阳县）知州。
其实，刚开始张方平是被朝廷任命为尚书省兼提举集禧观（原名会灵观，供着三山五岳的神灵，亦是汴京数一数二的大观，仁宗时毁于大火，重建改名集禧观。熙宁时，富弼始带此衔居洛阳），待老张觐见皇上时，神宗又想让他留在京师任宣徽使。
宣徽使是宣徽院的最高长官。由于宣徽院分为南、北两院，所以宣徽使也设有宣徽南、北院使两名，另有副使两名，职务主要是管理各种郊祀、朝会、宴会、典礼的供应与服务，还管理内外进贡物品。
王安石却对神宗说：这是一种比较重大的人事变动，朝野上下四方观望，不可能没有议论，不知陛下是想借此机会表彰老张的功劳还是怜悯他的老资格呢？
神宗道：朕还是怜惜他几十年如一日为朝廷效命的老资格。
王安石答道：若是照顾到他的资历，没有任何义理可言，此举必定会招人非议。老张这个人为人奸邪无比，没有人不知道，如果非要如此任命，将有损圣政！
有了王安石从中作梗，张方平按朝廷的意思举荐了李大临与苏轼为谏官，朝廷上也没有批准。一气之下，坚决向朝廷乞求出任南京留台（御史台）。北宋时的南京不是现在的江苏南京，而是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一带。神宗看到他的张爱卿态度是如此的坚决，就任命张方平为陈州的知州。
也许是作为无声的反抗与呐喊，老张顺带着气“公私兼顾”地把苏辙带到了陈州，来出任陈州教授。
“教授”在现如今的中国，乃是高等教育体系下的一种教师职称。往前追溯则可以发现，自宋朝开始设置的“教授”这一职衔是作为学官而后长期延续下来的。
苏轼在京师听说了华阳（今已并入成都双流县）人杨褒好古博物，家境虽贫，尤其爱好搜集购买书画、奇玩来充实自己的收藏。家里有歌姬数人，都身着布裙粝石，不过歌舞却异常绝妙。于是，苏轼就去杨褒家拜访了他。
杨褒，字之美，嘉佑末为国子监直讲（掌以经术教授学生）。老杨曾与刘攽同在学舍共过事，所以与刘攽、刘敞兄弟常有诗词唱和之作。后来，就连欧阳修和苏轼也不断与之有唱和之作。
丹徒（今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柳瑾，字子玉，也与苏轼有往来。柳瑾不仅与王安石是同学，其子柳仲远还是苏轼二伯苏涣的女婿、苏轼的堂妹夫，可见此人一是有点实力，而是挺能搞关系。对于柳瑾寄来的诗作，苏轼还要恭恭敬敬地次个韵、回个信什么的，“他日见邀须强起，不应辞病似相如”（《次韵柳子玉见寄》）。关于苏轼的这个堂妹，有人考证正是苏轼心中的最爱，只因同姓苏而没有走到一起。在苏轼后来的流放岁月，还曾经在堂妹家住过一段时间。
二月十一，朝廷下诏任命司马光仍袭旧职为枢密副使，因为司马老先生此前的官职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不想司马光九辞其任命而不就。“九”这个数字在古时也就是一个约数，特指“多”的意思。
原来，神宗皇帝本想置司马光于两府任职，王安石进言道，司马光虽然平时好发一些不和谐的议论，但以其才德而言还不足以妨碍政事。但是由于此人德高望重，如果擢拔他到高位任职，那么就会有很多持有奇谈怪论的人去倚重他，到时候司马佬儿就会成了异论者的一面旗帜。与司马佬儿每天朝夕泡在一起的人无非刘攽、刘恕、苏轼、苏辙之流。看看他交往的人都是些什么货色，就知道了司马光是什么人了。
当时，不管王安石怎么在背后抹黑司马光，可神宗皇帝仍是坚持任用司马光。直到王安石被重新起用，司马光老先生又坚辞其职，神宗没法，只好默许了。
其时，苏轼与杨褒同朝为官、比邻而居，以至于苏氏父子的翰墨散落到民间者众多，后来都真假难辨，惟有杨氏处收藏的可信不诬。
如今，苏轼任判官告院，苏辙则到陈州出任教授。
熙宁四年（1071）三月，三十五岁的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权开封府推官苏轼冒死再上皇帝书，这一次彻底是撕破了脸面，下足了猛药。
首先，苏轼在开篇就煞有介事地引用了中国古代大圣人孔夫子的话，大意是君子的过错，就像日蚀和月蚀一样，人们都能看得到（这类似于今人文章中的“知屋漏者在宇下”），一旦改掉了过错，人们还会仰望他。
然后，笔锋一转，火力全开，又说道：
陛下，您自去年以来所主持推行所谓的革新政策，都是在“胡球弄”，都不是治世的良策。比如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派遣散发青苗钱的官吏，征收助役钱，推行均输法等等劣招歪棋，已造成了全国骚动，路人怨声载道，叫苦连天。朝中官员自宰相以下均知道这样必然是行不通的，但又都不敢申辩。近来，一些老臣以及地方藩镇的侍从官员纷纷上书指陈这些新政的弊端与不妥之处。甚至台谏官的几位原本是支持和服务过新法推行的官员，如今都纷纷倒戈，转而都站出来指责新法的不对。
苏轼急切地总结说，这难道不是社会舆论爆炸、形势发展急迫的危险局面吗？如不是那些钻到钱眼里、见利忘义之徒，谁会固守着这些低级的错误而不洁身自好呢？吴师孟、胡宗愈等人都在乞求罢免自己的官职，就像在逃避污秽的东西一样，唯恐自己逃脱不了似的。
粗略说来，苏轼在变法初期的反对意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苏轼认为王安石变法过于急躁，提拔官员太快，治理国家不应过于过于激进。其次是苏轼反对王安石改变科举制度，认为现有的科举制度已经实行了一百多年，贸然改变未必能选出真正的人才，并且认为大办学校会劳民伤财。?
最后，?苏轼还批评新法导致下面官吏无所适从，尤其是王安石增设立的三司条例司，由几个年轻人通宵达旦研究改革方案，强推过程中使得老百姓和官吏都感到困惑不解。?
在对待均输法和青苗法苏轼也有着极大的意见：均输法让官府参与市场经济，苏轼认为这理想化且可能被办事人员中饱私囊，扰乱市场秩序；青苗法则让富人借到钱后再放高利贷给穷人，导致社会矛盾加剧。?
这些反对意见使得苏轼与王安石产生了激烈的矛盾，王安石认为苏轼是推行新法的障碍，最终导致苏轼被贬。?
其实大家都知道，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绝对不是出于有私心，主要还是政见不同：
虽然苏轼敬重王安石，但二人在政治主张上存在分歧。苏轼受黄老“无为而治”的影响，始终坚持以民为本，实行官不扰民，不与民争利的政治主张。
而王安石的变法在苏轼看来过于“激进”，幻想着通过经济手段迅速地从民间为朝廷积累财富，实则是变相地增加了百姓的负担，导致百姓负债累累，流离失所，甚至饿死者不下百万，好多平民百姓被迫沦为盗贼。
苏轼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政策过于强调实用性，忽视了人文关怀和社会福利，社会环境日益恶化，人民生活变得艰难，对吏治不负责，对百姓残酷无情，这样的政策必然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和混乱。
直到后来，作为体制内的一位礼部尚书，苏轼又亲历了王安石变法对整个社会的实际影响。最终他悲观地认为王安石变法不仅没有解决朝廷内部的腐败问题，反而加重了官员的贪污和腐败现象，严重损害了朝廷的公信力，增加了百姓的反感和不满，这种政策根本不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
总的来说，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并非出于个人成见，而是由于上述的政见不同、社会影响和政治立场等方面的原因。
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确实是持反对意见的，但这种反对意见并非一开始就有，而是慢慢滋生，慢慢升级。苏轼认为宋朝弊病很多，理应变革，但变革宜缓慢进行，才能不伤及宋朝的根本。对于王安石的变法，苏轼一开始持谨慎态度，并不轻言反对。
当看到王安石变法过于激进时，苏轼才上书宋神宗，表达了他的看法和忧虑。两年之后，变法深入执行，苏轼却看到变法效果不理想，反倒给百姓带来困扰，苏轼就开始严厉批评，并最终与其他保守派站在同一战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