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如果苏轼到任河中府，今天的山西永济也会像全国所有留下苏轼足迹的地方一样。最起码河东地区，会因苏轼的到来，会留下许多精彩的诗词文辞、传说故事和文化掌故的。
苏轼之后一百七十七年的那个夏天，六十五岁的“北方文雄”元好问首次登上了与他的家乡相距咫尺的五台山，畅游月余，写下了着名的《台山杂咏十六首》。
其中第四首写到：“颠风作力扫阴霾，白日青天四望开。好个台山真面目，争教坡老不曾来！”
苏轼曾“不识庐山真面目”，元好问却看到“好个台山真面目”，原来老元这是在为山西无缘苏轼的前来而惋惜。
却说待兄弟二人到达汴梁城东北四十五里的陈桥驿时，苏轼知徐州的任命终于正式下达了。
按照宋时的规定，这时的苏轼就不能够进入国门了，也或许是有人忌惮皇帝召见苏轼，便让皇上下旨阻止他们进城。
本来要即刻前去徐州赴任的，苏轼以为长子苏迈娶妻为由，上书朝廷在此稍作停留。在好友的安排之下，苏轼一行暂时寓居于京城外好友范镇的园中。
汴京的老友们闻讯，纷纷前来问候。
驸马都尉王诜在自家花园里设宴款待东坡，受邀的有孙洙、米芾、蔡襄、李公鳞、圆通大师等十六人。
据说苏门四子全都到齐。他们饮酒作诗，抚琴唱和，一起欣赏唐人摹本《兰亭》贴真迹，一时风雅无伦。此次雅集，由米芾作记、李公鳞作《西园雅集图》，成为与兰亭雅集媲美的文坛盛会。
遗憾的是，参加此次雅集者，日后多被“乌台诗案”所牵连。
孔宗翰的兄长孔舜亮（字君亮）也在京师，听说了苏轼就在城外，也出面赠诗给苏轼，面对兄弟俩自带的孔氏后裔之风，苏轼自是称颂不已，也和诗回赠，“固知严胜风流在，又见长身十世孙。”（《和孔君亮郎中见赠》）
三月初一，苏轼收到了驸马王诜派人送来的简帖，约他到城外的四照亭中相会。及次日，应驸马都尉的盛情，苏轼与王诜饮于四照亭。席间，王诜侍女倩奴求曲于苏轼，苏轼当场赋下了《洞仙歌》及《喜长春》各一首与之。
“断肠是飞絮时，绿叶成阴，无个事、一成消瘦。又莫是东风逐君来，便吹散眉间，一点春皱。”，《洞仙歌》全篇用拟人法写柳，垂柳正像是词中的“倩奴”。
她身段苗条，体态轻盈，仪容秀雅。然而却寂寞无主，看不到改变命运的希望。这婀娜多姿、落寞失意的垂柳，宛若骨相清雅、姿丽命蹇的佳人。
范镇要去西京洛阳游历，苏轼作诗为之送行。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诗中“小人真暗事，闲退岂公难。”（《送范景仁游洛中》）与“道大吾何病，言深听者寒。”（同上）等句亦被后来的《乌台诗案》指为有讥讽意。
王诜驸马亲自拿来了韩干画的马，向苏轼求跋，苏轼专心地作诗一首附于其后。
过了二十余日，苏轼同钱藻、王汾、孙洙、胡宗愈、林希、王仲修，弟弟苏辙等人一同观看了唐朝摹本的禊帖（《兰亭序》的别称）真迹。苏轼还带着孙洙去过王驸马的园中会饮，席间尝赋《满庭芳》词。
大约到了春末，范镇老先生自西京返回，带回了司马光老先生寄题的超然台诗，这虽是一个迟到的礼物，但仍使苏轼心中感到无比的温暖。
自从汶上之别后，山东巨野的晁补之来到了京师，首先就是登门拜谒了苏轼。据说，小晁从苏轼处归家后，每到夜晚，就开轩置烛，取出苏轼新作的诗文，促席吟诵。
赴徐州前，苏轼专门会晤了几位老朋友。
首先是与欧阳修的次子欧阳奕（字仲纯）和曾经同为杭州通判的同事鲁有开（字元翰），老鲁近日要出知卫州（治所在今河南卫辉市），苏轼作诗相送。
再就是蒋夔，在密州任职时的苏轼曾接到过蒋夔寄来的好茶。这位蒋夔是何许人也？他是苏家兄弟二人共同的好朋友。如今蒋夔到代州（今山西忻州下辖的代县）出任教授，苏辙写了《送蒋夔赴代州学官》相赠，苏轼次其韵。
还有，家族世交的苏颂之子苏嘉原本在亳州做官，现在也寄来了书信相慰劳。苏轼原先曾向老乡杨元素举荐过这位小苏，对他的印象还不错，所以还认真地给他回了信。
在这期间，苏轼初次见到了湖州人张大亨（字嘉父），此人后来尝从苏轼过《春秋》,苏轼与之多有书启往还。又听说了任孜（字遵圣）故去的消息，苏轼作了挽诗。
临走之前，苏轼还给家乡眉州的州守黎錞（字希声）写了信，嘱咐他照管自家的祖坟。说他有一堂兄想葬入祖坟，自己也不敢一个人决定，想让老黎给周旋一下。
在这里，苏轼还找来京师的得道之人李若之，为十岁的次子苏迨布气。这是古时候利用气养极为充足的学道之人，面对面地将“气”传递给病人的治病方法。苏迨自小就体弱多病，据说被布气后只觉腹中如朝阳照射，竟然暖融融的。
最后，就是要为苏迈办喜事了。
苏轼长子苏迈娶的是石扬休（字昌言）之孙女石氏，石扬休也是眉山人，从小父母双亡，他勤奋好学，于宝元元年考中戊寅科吕溪榜进士第四名。
石扬休最初担任同州（今陕西大荔等县地）观察推官，后来又任着作佐郎、中牟县令，早年与苏老泉也是故交。
熙宁十年（1077）四月，苏轼如期办完了长子的婚事。
去徐州赴任要乘舟沿汴河南下，说好了弟弟苏辙同行。临行前，驸马爷王诜又热情地差人送来了羊羔儿酒四瓶，乳糖狮子四枚，龙脑面花象板裙带系头子锦缎之类的礼品。
舟行水上之时，苏辙告诉哥哥，他的长女将与表哥文与可之子文务光联姻。
苏轼听后十分高兴，一方面觉得自己的侄女知书达理，而表哥之子也很上进，这是一门好亲事。另一方面，大表哥这么多年来对自己无私地加以关照，如今更是亲上加亲了。
舟行京杭大运河的通济渠，经过南都（今商丘）时，苏轼兄弟前去拜访了恩师张方平。
南都，即宋时的南京，今商丘。北宋曾有“四京”，分别以开封府为东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东）为西京，应天府为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为北京。
苏轼知密州时，张方平已在自己的家乡南都修建了乐全堂，并自号乐全居士，以研读道家和佛家经典自娱。
苏轼在后来的《祭张文定公文》中曾云：“十五年间，六过南都，而五见公”。
苏轼五见张方平的时间分别为：
熙宁四年八月苏轼通判杭州，过陈州，谒张方平并会子由；熙宁十年（1077）四月，苏轼出守徐州，与子由过南都，谒张方平，也就是这次。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轼出守湖州，于南都别子由，谒张方平；元丰八年（1085）二月，苏轼从黄州到汝州，于南都谒张方平；元佑四年（1089）五月，苏轼再次出守杭州，于南都最后一次拜谒张方平。
见到苏轼兄弟的前来，乐全居士非常高兴。
在乐全堂里，师生三人共叙了别后这几年的境况。之后，张老先生忧心地说朝中有人在神宗皇帝面前煽风点火，想对西夏用兵以图强。原本自己还没有动笔的《谏勿用兵书》，以“年老体衰”这一体面的托词，就不客气地交由才思敏捷的苏轼代劳了。
经过宿州时，宿州教授刘泾（字巨济）以诗相迎，此人善作林石槎竹，笔墨狂逸，体制拔俗，为苏轼所称赏。三年前，刘泾以新成都府户曹参军为提举经义所检讨。
过符离（宋隶属于宿州，今烧鸡产业大镇）时，苏轼兄弟去见了彭城人曹九章（字演父），商量并敲定了苏辙第三女与曹九章之子曹焕的婚事。
当时的宿州为保靖军节度，位于徐州南一百四十里。
四月二十一日，苏轼到达徐州任。
新知州到任的消息传来，徐州府衙的田叔通带着领导班子成员寇昌朝（字元弼）、石夷庚（坦夫）即刻出城相迎，有人考证，这位石夷庚或为苏轼老乡石扬言之后。
其时，徐州属京东东路，为彭城郡武宁军节度，治所在彭城县，下辖五县：彭城、沛县、萧县、滕县、丰县。
苏轼此次的职务全称为：朝奉郎、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权知徐州军州事、骑都尉。
苏轼上完谢启，了解到京东东路的安抚使仍是青州知州苏澥兼任，李清臣为京东路提刑，鲜于侁为京东路转运使，蔡朦为京东东路转运判官，梁交为将官。
而徐州府的领导班子成员大致如下：
傅裼为通判；
舒焕为教授；
任某为钤辖；
吴琯监徐州酒税；
胡公达为徐州狱掾；
范纯粹为滕县令；
颜复为彭城令；
安顿停当后，苏轼不由想起了在密州的生活，于是就把继任者孔宗翰与密州通判赵庾的诗唱和一番。
孔宗翰诗中的高密邸家园、流杯亭、以及东栏的梨花与堂后的牡丹等景致，都是苏轼再熟悉不过的景物了。至于年近六十的赵庾，还与苏轼打趣说徐州的歌伎肯定不如东武，苏轼故意又作诗戏之。
如今的苏轼并不知道，有一些高丽的使者每每来到杭州，办完公事后，都会带一些苏轼的诗集回国，这些都被时任杭州知州的苏颂看在了眼里。
此时的司马光老先生正退居洛阳，买田二十亩于尊贤坊北，辟以为园，取名“独乐园”。
曾有人劝司马光弹劾王安石，然而我们的司马大人却一口回绝了他们：王介甫没有任何私利，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面对身为副宰相的王安石的如日中天，司马光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退让。
司马光在政治上的理解比王安石要深刻得多，在为变法问题斗得死去活来之后，司马光留下了这样的见解，基本可以概括他对王安石一生的看法，“介甫无它，唯执拗耳！”
司马光的一生主要就干了这两件事情：编写《资治通鉴》和反对王安石的新法。
司马光之所以与王安石政见不和，仅仅是在政治观点上有分歧，在本质上都是为国为民的真君子——纯粹的君子之争，绝对不是为了一己的私利，不然王安石在痛恨司马光之余也不会由衷的道出：“司马君实，君子人也！”
苏轼重读了司马老先生给自己写的《超然台诗》，又读了司马光新作的《独乐园记》，情不自禁地就作了《司马君实独乐园》诗，崇敬有加地寄往西京洛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