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完全不懂生物学、用简单的“人文关怀”来反对转基因的人，一些戴着生物学“帽徽”的所谓专家，他们的欺骗性更大。
近年来，中国比较关注转基因技术和食品，与此同时，也出现一股反对转基因的势力。看看一些反转基因人物的所作所为，或许能够帮助人们免受误导。
美国对食品安全的要求远远高于中国。但是反转基因在中国造成的后果是：美国已经多年种植可以食用的转基因植物，而中国迄今却不能。美国人食用转基因食物也已有很多年，有些人则是直接食用。因为美国饲养的动物普遍食用转基因作物，因此更多的美国人间接地食用了转基因食物。美国科学院明确指出转基因食物没有对人的健康产生不良影响，美国政府明确规定食物不能标示是否转基因，这使得民众能够同等地对待转基因和非转基因的食物。
中国对于食品的安全要求低于美国，为什么在转基因方面的要求却大大高于美国呢？是中国在转基因方面比美国高明？显然不是。
一个重要原因是：反转基因的势力在网络和一些传统媒体上误导了国内舆论，阻碍了中国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反转基因的华人无一是分子生物学的专家，更没有做过转基因的专家。
在全球范围内，那些积极倡导并引领反转基因运动的海外及国内华人当中，绝大部分人实际上对于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知之甚少甚至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真正精通分子生物学这一高深学科的华人专家们，至今尚未出现旗帜鲜明地反对转基因技术的情况。而那些冲在最前面、态度最为激进地反转基因的人士，无一例外均非该领域的权威专家。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正是这些并不具备专业素养和科学依据的人所制造出的各种舆论浪潮，却已经给中国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的转基因技术产业带来了诸多负面的冲击与不利的影响。
在科学的、理性的层面上提出对转基因技术要慎重，并认真探讨其中的问题，本是无可厚非的。可惜的是，一些竭力反对转基因的人，是出于一种非理性的、情绪化的考虑，另一些人则打着科学的幌子，采用似是而非的理由。相比于完全不懂生物学、用简单的“人文关怀”来反对转基因的人，这些戴着生物学“帽徽”的专家欺骗性更大。本文的分析仅以两个人为例，其中一位是最近在《文汇报》发表文章的曹明华，另一位是长期在国内造舆论反转基因的蒋高明。
柯莫纳（barry moner）是作为生态学家（ecologist）而非分子生物学家登上《时代》封面的。
逻辑荒谬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外界以其任职于科学院而以为他是专家。其实他不是。对于转基因的基础科学——分子生物学，他并不太懂。
他反转基因有更基本的理由：反对用科学改良农业。如果不分析其基本理由，就看不清楚他反转基因只是表面现象。
蒋高明的原话是：“中国打赢粮食战争是靠9亿勤劳的农民。‘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死’、‘治田勤谨’(墨翟)。美国就不具备这个优势，才发明了化肥农业、除草剂农业、无机农业、转基因农业等，来解决吃饭问题。中国耕地能够连续应用数千年还不退化，所仰仗的就是‘人勤地产’的生态循环农业技术，这样的技术在全球都是最先进的。”
他的基本逻辑是：中国靠农民人多来解决粮食问题。中国应该永远保持以人多来种田的优势。此逻辑的自然推论，等于说因为中国农民多，如果改良了、增产了，要导致农民失业。表面上看，对农民真是很关心，而且为政府着想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
按照这种逻辑，中国农民应该继续两千年前的生产方式，无需农业机械化，而应该退回刀耕火种，因为那样需要的农民人数会更多。通过广大农民以数量庞大的劳动力来坚持“全球最先进技术”，可以供养蒋高明在现代城市生活。
工业、农业效率提高后，如何给工人、农民以其他就业机会，是重要的社会问题，而且不断为人类所解决。用就业来阻止工农业效率提高，是早已没有市场的陈词滥调。按照这样的逻辑，中国应该反对汽车引进，因为会减少黄包车车夫的工作；中国应该反对现代通讯，因为会减少用马或自行车送信的就业人数。
对于这种逻辑，最好的反问是，如果反对农民享受现代科学技术带来的成果，应该请蒋高明这样的人自己去种田、去拉黄包车，去发扬光大他所谓的“全球最先进技术”。
不懂装懂
一般对转基因有疑问的大众，包括偏向慎用转基因食物的人们，都不会不懂装懂。而反转基因的急先锋，却不乏不懂装懂的人。
曹明华在《文汇报》说：“以为破译了基本的遗传密码，便掌握了生命的终极奥秘；以为能把细菌、病毒捣鼓来捣鼓去，就可以运用相同的原理，随心所欲地操纵地球上的其它生命形式……，没有任何一个具备真正科学精神的人会这样做！”这与她在其他文字中所透出的基本的反科学精神如出一辙。这一点姑且不谈，而只说其中不符合事实的部分。因为很多科学家，包括多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已经用转基因改变多种生命形式，早已超出细菌、病毒的类型。mario cappechi因为发明基因剔除技术，将老鼠基因剔除和改变而获得诺贝尔奖。今天包括中国国内的很多研究生，改变动植物基因是他们常规的实验手段。如果他们都不是“具备真正科学精神的人”，我们就只能称曹明华等少数人为“具备真正科学精神的人”。
曹明华自己的分子生物学知识也很有限，有人介绍她1985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曾获美国南加州大学神经老化分子学硕士学位。但她其实并没有弄懂分子生物学。她在文章中用的“基因学”就是她自己杜撰的，因为这个词汇在科学界无人使用。至于“神经老化分子学”，真正搞生物学的人，也是闻所未闻。
曹明华还说“而商业化了的转基因食物产业，则是科技工匠的作为——它基本上无视已更新了的、重要的生物学原理”。其实不懂重要生物学原理的正是她。做转基因的人，支持转基因的懂行科学家，对于生物学原理比她懂得多：转基因食物产业，没有违反生物学原理。
蒋高明犯的错误也不少，不过他基本不会貌似深入地讲解转基因技术。他讲得很肤浅，也就不犯曹明华这种貌似“基因学”专家的错误。
这些人都是不懂装懂，以内行面目出现的不负责任的外行。
拾人牙慧
这些反转基因的“斗士”，经常使用的一个方法是到西方拾人牙慧。
因为西方反转基因的人也不是专家，所以，华人再去拾人牙慧就让人忍俊不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人一面指责做转基因的人卖国，而他们自己的虎皮常常也是从国外贩卖回来的。
曹明华用来作为大旗“曾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着名生物学家barry moner”，其实是一个反对现代科学技术应用的人。moner在生态上有过贡献，但这位曾经竞选总统的不甘寂寞者，对自己不懂的东西也大放厥词。他搞不懂分子生物学的基本概念，把自己的无知和偏见作为dNA双螺旋发现者crick的错误来批判。国际分子生物学界没人理他，因为不值得反驳这种不懂常识的人。
曹明华却不经简单的核实，就引用和发挥moner的说法。比如，曹明华说：“‘可变剪接’（Alternative Splicing）原理的发现和证实，在相当大程度上破灭了想以转基因来实现农作物增产的良好企图。当最初以为，高级生命的构成原理（这里包括真核生物植物）是与低级生命（原核生物）一样时，对‘增产基因’的人为操纵曾经是想当然地可行。而随着‘可变剪接’的原理在真核生物中的确定，对于真核生物基因的操纵已无疑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贸然举动。因此，想用转基因来实现农作物增产的目的基本上已被证明是一条行不通的路。”
这一段话，对于不懂分子生物学的大众，可能真以为她有专业的理由来反对转基因。其实这是曹明华无知的又一个表现。首先，“可变剪接”根本没有破灭转基因，目前转基因成功的例子很多，有困难的可以改善，设计上已经注意到不受“可变剪接”的影响，如果在个别情况出现问题，较容易发现和克服，这些都是国内研究生水平就知道的。其次，她犯了低级错误，“可变剪接”是很早发现的，早于转基因食品。曹明华时间错位，不知道发现“可变剪接”之后才有转基因方面的工作。
Splicing的发现是诺贝尔奖成果。如果连这种分子生物学常识也不知道，要么是她水平太低，要么是偏见蒙住了她的眼睛。当然也可能是她拾人牙慧，捡moner的话。moner是九十多岁的老人，糊涂也罢，而完全用糊涂来解释曹明华的言论，恐怕不够。
信口开河
对不懂的东西，以专家面目出现，是一种欺骗，但有时是观念使然，而非刻意。但明确制造谎言是不可原谅的欺骗。
反转基因的“斗士”在介绍国外情况时，常常瞎编乱造，欺骗不了解情况的国内大众。
比如，美国明确禁止食物标明是否转基因，而蒋高明却说“美国人是很讲究的，他们相信政府的倡导，他们对于转基因食品是心存戒心的，食品市场上都有明确标注”。
曹明华也是这样的：“美国高档一些的餐馆，都会注明它的牛肉是100% grass-fed，即不用转基因玉米喂的牛”，而事实上，既然美国规定不能标明食物是否转基因，所以餐馆不能说明牛肉不是转基因的。餐馆说明grass-fed即草养的目的，和说明蔬菜是有机的一样，是说不是由人工大批量饲养的。
曹明华不顾事实，信口开河说“美国目前将转基因食物尽可能地向落后国家转移，美国国内的转基因食物正愈来愈减少……除了动物饲料、生物燃料和工业原料，美国已趋于将‘转基因’只用作极微量的食品添加剂。即便如此，转基因在美国本土还是被人们避之不及”。事实上：美国是世界上用转基因最多的国家，美国是食用转基因食物最多的国家，美国科学院明确支持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食物。
有些人为了耸人听闻，把中国支持做转基因的人都打成“卖国贼”。还有人把所有支持转基因的国内学者和其他人制成录像，通过网站和电子邮件广为传播。这些人常常躲在背后，而出头露面的所谓专家，就是他们依赖的对象。
如果不反驳这些不懂装懂、不顾事实的所谓专家，让国内舆论和大众被误导，这才是中国科学界的悲哀。之所以指出对待转基因不理智问题，是为了扭转讨论的焦点：应该科学地建立对转基因作物的栽培，以及对转基因食物进行严格的监督。
（本文于2011年发表于《南方周末》作者为柯贝，被中国农业农村部官方网站刊登。）